大大约七八年前，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，名曰“蝠堂”。按照敝国民间颇为流行的“同音假借”习惯，这个“蝠”字，无疑可以当成“福”字来用来解。岂不见大名鼎鼎的“捉鬼进士”钟馗先生的画像，像主除了手执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之外，旁边往往都翩翩地飞舞着一只蝙蝠，就是暗喻着驱“邪”纳“福”之意。我自然不拒绝福星临门，而且很渴望它一旦来了之后，就不要再搬家。不过，若论当初我取这么个别号的用意，却并没有一下就达到那样高妙的悟境，而只是由于想起了一个老故事——据说，有一只蝙蝠出外找朋友。它去找走兽，但走兽们认为它会飞，属于鸟类，因此不肯接纳它。于是它只好转而找飞鸟，不料飞鸟们又认为它没有羽毛，应该属于兽类，也不肯接纳它。结果弄得这蝙蝠“毫无立场”，进退失据，颇有点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的狼狈。这个故事使我油然想到了自己——由于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文化人的家庭，受到父母的薰陶训诲，我从少年时代起，就迷上了写写画画，可以说乐此不疲。当时最大的“野心”，也就是要做一个文化人，能够用好老天爷赐予的那一点悟性，得其所哉地过上一生。不料世事的发展却大违所愿，命运之手鬼使神差地将我推入了从政之途。虽然多少年来我对于写写画画的兴趣始终没有稍减，而且一直在为少年的梦想不懈地努力着，但是却连一天的“专业人士”也没有当过。结果情形就成了这样：在写作界的眼里，我是从政的(或者还是画画儿的);在绘画界的眼里，我也是从政的(或者还是写作的)，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，我又是写作和画画儿的。这情形，十足就像老故事当中那只蝙蝠。正是这种同病相怜的感受，使我想到何不就以此为别号，也算好歹表达了一点人生的尶尬与无奈。

　　不过，近几年，也许由于“马齿日增”之故，对人生世事也变得随遇而安了许多。于是渐渐又觉得，搞不成专业，就当个业余人士似乎也挺好。好就好在既然只是业余的身分，做起事就来没有什么压力，也不用注重什么规矩法度。兴趣来了可以埋头写写画画一阵子，三天五天、一年两年，甚至一口气写上十五六年——就像创作《白门柳》那时一样。一旦兴趣没有了，就可以完全不写不画，甚至干脆宣布封笔，别人也没有理由责备你。同时，你还可以今天喜欢写作，你就写作;明天喜欢画画，你就画画;到了后天，你忽然对学术问题什么的产生了兴趣，也马上可以去弄。别人同样没有办法责备你。另外，还有最大的一个好处，就是“业余”其实是一面最好用的挡箭牌。事情闹成功了，会赢得别人加倍的称赞：“瞧，人家只是业余的，竟然也……”;事情闹失败了，却可以推搪说：“何必要求太高呢，我本来不过是个业余的……”要是换了一种身份，成了专业人士，可就绝对没有这种潇洒。到时候，恐怕不管是否写得出画得出，都得硬着头皮去写去画，否则就会被认为是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。而且你是写作的就只能一辈子写作，你是画画儿的就只能一辈子画画儿，你是搞学术的就一辈子搞学术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从一而终，否则就是不务正业。更要命的是一旦动笔，就得时时考虑着是否保持了“专业水准”?时时打听着同行圈子里刮什么风，下什么雨?什么东西最时髦最吃香?生怕落了伍掉了价。这样一种生存状态，神经特别健全之辈自然能够处之泰然，行若无事，“胜似闲庭信步”。至于像鄙人这样，心中旁骛甚多，兴趣经常转移，神经有点衰弱，喜欢无拘无束，率性而为的，一旦厕身其中，肯定会大受白眼非议，而讨不了什么好去。一旦想通了这一点，我就更加认定了自己确实只是一个业余的命，而且今后也打算继续“业余”下去。同时，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觉悟，我才有勇气动手来编这个集子。读者诸君自会发现，收入本书的东西可以说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一点，什么都不成系列。因此的的确确只能算是一批即兴而为的“余事之作”。当然，就写作态度而言，却都是认真的、用了力的。它起码反映了我在创作《白门柳》的那些岁月里，所有过的另一种写作经历。至于说到体例，恐怕就很难做到纯粹和统一。好在有前面所说的那面挡箭牌，那么，这本小书也许能获得稍微宽容一点的对待?

　　这样一想，我就愈加觉得做一只“蝙蝠”，其实也快活得很。

　　2000年8月11日于广州梅花村

　　(附注：《快活的蝙蝠》是作者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散文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