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斯奋在其散文集《快活的蝙蝠·序》中，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自我写照：“在写作界中眼里，我是从政的(或者还是画画儿的)，在绘画界眼里，我也是从政的(或者还是写作的)，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，我又是写作和画画儿的”。的确，这种专业中的业余，业余中的专业的现象，看来有点特殊，但就刘斯奋而言，其实又十分正常。我姑且称之为“刘斯奋现象”。

　　本来，以我从事人物画教学五十年的经历而言，在我的朋友、同行中，跨专业的例子其实并不少，一个画家，一旦玩起摄影来，决不会输给摄影行家。画家也能当电影编导，试与张艺谋一比高低。画家也能兼当作家，有些画家出的文集比画集还多。文与艺之间，本来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不过，刘斯奋这一“个案”，仍旧使我有点吃惊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长期从事行政、从事文学创作竟然能堂而皇之地举办人物画个展、出版人物专集。众所周知，人物画这品种在中国画专业中，其难度是最大的。除了必须具备对生活的深度洞察、对捕捉生活中瞬间即逝的敏感，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，即对造型的把握和对笔墨技能的表达能力。去年八月，我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参观刘斯奋的人物画展，欣喜之馀，对刘斯奋讲了一句并非开玩笑的话：“你已经正式打进中国画的专业队伍了!”说真的，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白门柳》荣获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“茅盾文学奖”，我并不感到意外。刘斯奋以深厚的文学底蕴，加上整整十六年的辛勤笔耕，获得大奖是实至名归。然而他的画展所展示出来的人物画水平，确实使我感到意外。他从未经过美术专业技能的专门训练(虽然他早年曾有过报考美术院校的念头)，作为一个又当作家又担任行政职务的人，也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埋头于画技的磨练。但他的人物画却真正体现了另一种“功力”。这种功力也可称之为“综合素养”。而其中，文学修养又发挥了很大作用。譬如小说创作中对“人”的精神世界的深入体验与把握，对于他在创作人物画时不仅注意“形”的塑造，尤其擅于“神”的塑造，无疑大有裨益。又如在《白门柳》中，他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诗词歌赋的深厚修养，使他的人物画尽管笔墨十分简洁省略，却充溢着一种内在的雅趣和诗意。要知道，所谓传统文人画，首先这些画家都是文人，不少人不仅学养渊深，而且诗词书法无一不精，如果忽视了这训种综合素养的训练，就会产生时下画坛中令人忧虑的现象：徒具空洞的形式技巧，却缺乏思想情感内涵;或者只能在画的一角上签个名，再写上画于某年甘月某日于某地，题无诗句，画无诗意，连画题都成了乏味的注解，再也难觅郑板桥画中那种诗书皆妙的境界。而刘斯奋一方面重视继承传统绘画的笔墨精髓，他惯用直来直去的、纵横随意的用笔，似有意无意地借鉴梁楷(宋)、吴伟(明)、及苏仁山(清)之长;另一方面，又注重精神文化内涵，不趋时尚，不以浮华、怪诞眩人眼目，致力于从日常的生活中发现捕捉诗意，以富有韵律的节奏加以表现，让读者在平凡的形态中慢慢寻味。我姑且将刘斯奋的人物画称之为“新文人画”，这种新文人画不是一种派别，而一种现时代的特殊现象——

　　古代服装现代魂，

　　挥来放纵好传神。

　　行家莫问哪家法，

　　派系不沾独自尊。

　　谨以小诗一首代结束语。

　　2003年4月1日于羊城筠斋